“收入”這個術語是在所有政治經濟學著作中經常使用的、而在本文中也是常常出現的一個術語，因此明確了解它的意義成了頭等重要的事情。同時，它是一個不能在本文一開頭解釋清楚的術語，因為要把它弄清楚，就需要徹底弄懂全部分配理論。
這一點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某些最優秀的作者曾非常含糊不清地使用收入一詞，甚至與產業的年總產量相混淆。 [106] 那么我們怎樣把它與后者區別開來呢？
首先，我可以指出：由于收入本身通常被分為總收入和凈收入，因此首先確定總收入是什么將是可取的。只要沒有作相反的規定，那么總收入總該是好理解的。收入可定義為：一國年總產量中，實際用于直接滿足其居民在該年度中的物質需要的那個部分，在這樣使用了這部分產品之后，絲毫沒有減少國民財富的源泉。正因為它直接滿足了人們的需要，所以它如果幫助了生產的話，那也只是間接的。
首先，地主的地租，資本家的凈利潤即利息和雇主的企業利潤都屬于收入。關于所有這些都是毫無疑問的。非常明顯，不管被分為這些不同部分的這部分年總產量是什么東西，所有這一部分東西不是實際上被它的各個所有者消費的話，就至少是完全用來滿足人的各種自然欲望而并非為了將來的生產，但同時絲毫沒有妨礙原先存在的社會財富的源泉。一年中所生產的全部用做地租或毛利潤的東西，也許被這些收入的占有者用他們認為適合的方式消費掉，而絲毫不會有損于社會的土地、勞動或資本的數量和質量。至此，問題已經清楚了。
但是我們要對工資說一些什么呢？它們也是一部分國民收入嗎？
如果我們假定工資不是像通常一樣由雇主墊付的，而是直到產品完成時才支付的，那么目前的情況就不會像前面那種情況那樣令人捉摸不定了。很明顯，勞動者得到了一部分制成品作為他的勞動報酬之后，他也許把這些實物直接消費掉，或者為了同一個目的把它交換成其他生活必需品來滿足他本人和他家庭的需要，而絲毫沒有侵占社會財富的源泉。土地、資本和勞動都一點也沒有因此而受到損害或減少。當然，土地是完全不成問題的。至于資本，我們應該記得，在本文開頭所作的考察中指出：當我們把資本作為一種與勞動連結在一起的國民財富源泉來說的時候，我們的意思只能是指固定資本，也就是除了稱之為流動資本的墊付工資之外，通常包括在這一更為一般的術語之下的一切東西。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區別。
只有資本才是國民財富的直接源泉，即直接力量，它包括所有先前列舉過的那些組成部分，例如農業家的種子和制造業者的原材料，各種勞動工具和用于生產目的的建筑物，用于生產或做其他用途的牛，以及為了改良土地和為了更新和修理上述一切東西而聚集的財物，相對于作為工資來墊付的流動資本來說，所有這一切都叫做固定資本。我們之所以非常恰當地把它命名為固定資本，并非完全由于它更為耐久，而是因為當其在生產中使用時，它一直保留在其所有者的手里，或者至少一直保留在利用它的人的手上。而另一種資本為了能夠為其占有者利用，必須完全離開他本人而成為別人的財產。當前者被使用的時候，它直接導致生產，但在此期間，實際上對誰都沒有好處。后者只是間接地有助于財富的創造，盡管它按其被消費的比例滿足了勞動人口的一切物質需要。 [107] 因此，全部流動資本被他們用做他們的日常必需品，而絲毫無損于國民財富的源泉。恰恰相反，只有這樣，才能維持勞動者的體力，而他們的人數也不致減少，因而也間接地提供了社會財富的源泉。
現在，如果我們以最初假設的情況來說，即直到產品制成以后才給勞動者支付報酬，而且他們以實物形式來領取整個產品中屬于他們的份額，很明顯，這樣就根本不需要流動資本。僅僅這一點就足以表明這種資本不是生產中的直接力量，甚至對生產也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我所說，它僅僅是因人民群眾的極度貧困而給予他們的一種必要的方便。 [108]
下面的情況將使這個論點變得更加清楚。我們假設有兩個地區，其中之一由于土地被少數人占有，因此出租后便成了相當大的農場，并且用租佃農場主雇傭的勞動者來耕作；而另一個地區的土地則分散在許多很小的所有者手上，他們每個人只需要他自己的家庭成員的幫助就能充分利用他的小地產。很明顯，在第一種情況下，如果以通常的方法來支付工資的話，農場主為了給他的計日工支付工資就必須有流動資本。但是在第二種情況下，根本不需要有同樣的一筆基金，不可能有這種需要，因為每個所有者的土地都不超過在他自己家庭成員的幫助下便可恰當地利用的范圍，從而不需要雇傭勞動力來幫助他耕種。由于他和他的家庭成員不從別人那里領取報酬，因此他們當然必須依靠他們自己的物資來生活，也就是靠以前生產出來的東西來生活，直到他們目前的生產完成為止。維持現有的勞動量所必需的一切東西，就是勞動者的物質需要得到充分滿足所需要的東西，而且我們的確不可能有任何理由認為，當他們自己就是他們發放薪餉的出納員而在一年中依靠他們在上年中生產的東西來生活時，為什么財富的創造不能像他們在必須依靠富有的資本家給他們的墊付基金來維持生活的情況下一樣順利地持續下去。這里提出的這種情況并不是僅僅為了說明上述論點而想象出來的、盡管是可能的但畢竟是虛構的例子，而是在許多國家中事實上存在著的情況。歐洲許多地區，許多土地在小所有者手里，這些土地竟如此之小，以致在耕種他們的小地產時除了他們自己的家庭成員之外，不需要任何幫助。法國、薩瓦、瑞士和比利時，地位如此低微的土地所有者多的是。
由此可見，是到生產結束之后才支付實物工資呢（這是觀察這個問題的最簡單的方法，也是徹底弄清勞動者和他們的雇主之間買賣關系的最簡單的方法），還是從稱之為流動資本的基金中逐漸墊付工資，實際上并沒有什么區別。在任何一種方式下，工資都是被直接用來滿足人們的物質需要，而絲毫不減少國民財富的源泉。因為，如果它們有助于生產，那么只是通過它們給勞動階級提供的那個給養本身來間接地實現的。因此，工資完全符合上面我給收入所規定的含義，從而它應該與地租和毛利潤一起劃歸在這一名稱之下。
綜上所述，便可得出如下結論：如果我們沿用通常的分類方法把全部社會財富或僅僅是它的年再生產量分為資本和收入，那么我們應該注意這里所講的資本僅僅是指固定資本。因為，正如我們剛才看到的一樣，所謂流動資本實際上就是勞動者的收入，事實上它可以被認為是在共同的勞動成果中以另一種形式墊付給他們的份額。因此，一國的總財富，或者僅僅是它的年總產量，均可分為固定資本和收入。
我們由此發現，收入之不同于年總產量，僅僅在于它不包括所有用來維持固定資本的那些物品，從而解決了我們一開始就提出的問題。除此之外的一切東西，都可以在一年中用于滿足人民的直接需要而消費掉，也絲毫不會侵占國家繁榮的各種源泉。
根據現在所說的一切，我們明確地規定了資本（即固定資本）與收入之間的區別。前者是由所有那些直接生產性的物品所組成的，但只是間接地滿足人們在物質方面的需要；后者是由直接滿足人們的物質需要的物品組成的，而且如果是生產性的話，也只是間接的。
在明確了總產量與收入（它只是前者的一部分）之間的區別之后，還需弄清后者本身是否可以像通常所做的那樣再分為總收入和凈收入。如果可以的話，那么它們之間在哪一點上存在著真正的區別呢？我們已經知道，收入是用來滿足人們的物質需要的。為了使生產可以繼續下去，人就得生活。由此可見，某一部分收入對未來財富的發展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到目前為止，收入雖然不是生產中的直接力量，但對生產的延續間接上仍然是必要的。
現在的問題是，為了使目前的財富源泉不致減少，以及國家的繁榮不致因此而衰落，必須創造多少收入呢？我們可以把這種收入稱為“必要收入”。 [109]
為了使這個問題得出一個結論，讓我們考查一下組成這一收入的各個部分。
首先，就地主的地租來說，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斷言，它并不構成任何一部分必要收入。其理由是，為了保證土地的耕作，土地提供地租絕不是必要的。在支付了全部費用之后，如果它能帶來足夠的利潤，這就足夠了。有各種方法可把這類土地利用起來。首先，土地所有者可用他自己的或借來的資本耕種土地，資本所得的通常收益，在沒有任何作為地租的余額的情況下將是一個不使土地閑置不用的十分足夠的誘因。其次，所有者也可把土地交給管家管理，讓他領取固定工資作為他在管理農場中操勞的報酬。 [110] 在這種情況下，資本當然也是由所有者提供的。當然，在鄉紳擁有大地產的國家中，常常采用后一種經營方式，因為他們把領地的大部分出租給租佃者的同時，寧愿把更為靠近他們住宅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根據他們的生活習慣，他們非常不宜于擔任農場經營者的職務。由于土地是他們自己的，為了恰當地把農業方面的事務管理起來，他們不得不把這方面的工作主要委托給某個有經驗的人。必須指出，不論土地所有者用這些方式中的哪一種方式來耕種他的地產，雖然他的土地不僅沒有提供可嚴格地稱之為地租的收入，而且即使它提供的收入小于通常的毛利潤率，但他一定還是有利可圖的。既然手中有了土地，假如它會產生比資本的凈利潤即利息多一些的收入，那么把土地利用起來，對他來說必將是有利的。如果它提供的收益一點也不多于利息，那么倒不如靠著把這筆資本貸給別人所得的收入來生活為好。但是，如果它能產生更多的收益，那么盡管這一余額很少，但也足可誘使他去親自把土地利用起來。第三，土地可能連同其他地面一起出租給佃戶，當租佃農場主支付完全從好地上得來的地租時，他將發現，如果質量差的土地很可能產生合理的利潤，那么耕作這種土地對他還是有利的。這是一種經常發生的情況，并且引起了地租是由肥沃程度很低的土地支付的這樣一種錯誤想法。因出租了整個土地而收到一定數額地租的土地所有者，也許很自然地斷定他是從所有出租地上得到收入的。其實，他的收入可能只應該歸功于一小部分土地。在另一方面，為了利用他的資本，農場主就必須有一定數量的地面，并且只有在搭配一定數量質量更差的土地以便任其改善和耕種的條件下，才同意為好地支付很高的地租。甚至佃戶也會發現，把他的資本用在土地上是有利可圖的，雖然這種資本并不能提供通常的毛利潤率，但既然從事了農業，他就不可能監督該一資本在其他產業部門中的使用情況了，因而必將樂于從使用在農業上的資本中獲得僅略高于其利息的收入。當然，在租期長的情況下尤其是這樣。從所有這些情況來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對于土地的耕作來說，地租決不是必要的，不論支付地租與否，土地仍將利用來生產。因此，地租不可能構成我稱之為“必要”收入的一個部分。
然而，資本和企業的毛利潤卻與此不同。如果資本得不到利潤，那么雇主就不可能把它使用于生產，而資本的所有者也必定不得不用它來滿足他們的物質需要。因此無論從選擇的可能性還是從它的必然性來看，資本必將白白地被消費掉。由此可見，除非勞動能夠單獨進行生產，為了使生產得以繼續，某種毛利潤是絕對必要的。甚至在利潤非常低的情況下，也將誘使資本家移居國外，或至少用他們的資金購買外國的證券，更不必去說那些因年收益的微薄可能導致非生產性地花去他們資本的人了。因此，為了防止國民資本的減少，絕不能使毛利潤下降到一定的利潤率以下。我們當然不可能說清這個比率是什么。按照保證外商投資的便利和人民的節儉或不節儉。這個比率在不同的國家和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是不同的。只要看到這一點就足夠了，即在任何地方，在一定時期內，毛利潤不能下降到低于某一點，否則就會危及國民財富的主要源泉之一。為了避免這種災難不管需要什么樣的最低利潤率，它總是構成上述定義中所說的社會“必要”收入的一部分。
就資本的凈利潤來說，情況看來是不同的。雖然毛利潤將下降到如此之低，以致它既不能滿足靠借入資本來生產的雇主的需要，又不能滿足貸出它的所有者的要求。因為，前者發現他不值得為了這樣微薄的報酬而去承擔風險和麻煩，而后者則不能單靠利息來生活，但絕不意味著資本一定被白白浪費掉。唯一的區別僅在于，資本家將不得不親自使用他們自己的資金來經營管理，因而有固定債券利息收入的階級也必將不復存在。但是就國民財富來說，這是完全無關緊要的事情。只要該國的資本被生產性地使用了，那么不管由資本所有者本人還是由那些為了相同目的而借入資本的人去使用，都是無關緊要的。唯一的差別僅在于，在不依靠親自管理而能從資本中得到收入的時候，毛利潤便可分為凈利潤和企業利潤，因而可能成為不同個人的財產。反之，根據相反的假設，由于這兩種收入總是與同一個人聯系在一起的，因而它們將是難于區分的。
由此可見，資本能給它的所有者提供一種從它的使用者的收入中分離出來的收入，對于維持社會財富來說，看來并不是必要的?？墒?，我們必須牢記：資本的所有者監督他自己的資金使用變得愈加需要，他把財產轉移到其他有更高利息可使他過閑居生活的國家的引誘力就愈大。如果毛利潤下降到不多于毗鄰國家中所能獲得的利息，那么這種大量轉移資金的引誘力很可能成為不可抗拒的。由此可見，雖然毛利潤率被提高到能夠給所有者和使用者提供各自獨立的收入似乎并不是同樣必不可少的，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一定的毛利潤率對于維持國民資本不致減少看來還是必要的，因而它也是社會必要收入的一部分。
只有一種收入尚待我們去考察，這就是工資收入。正如資本家要有收入一樣，勞動者也要有收入。如果資本家賺不到利潤，他就既不可能有任何用他的資金來進行生產的動機，也不可能有長期這樣做的能力。同樣，如果勞動者的辛苦一無所獲，他就不可能想去勞動，也不可能獲得維持他體力，甚至維持其生存所需的物質資料。雖然資金不能增殖，但資本家可以靠它來暫時維持他自己的生活。然而，如果勞動者一無所獲，他必然很快死亡。因此，某種數量的工資對維持這一原始的財富源泉是最為絕對必要的。做這種用途的收入即使足以維持現存的勞動者，那也是不夠的，它還必須使他們能夠把許多健壯的孩子撫養成人，才能充分維持人口的實際力量。如果工資收入達不到這種水平，那么勞動的數量必然越來越下降，必然使社會財富的主要源泉之一衰竭。
為此目的所需要的工資量，不可能比為了防止國民資本的減少所必需的利潤率說得更確切些。特別是由于以下兩個原因而使工資有極大的差別。這些原因是1．氣候條件，2．輿論的狀況。
不管生理學家用什么理由來說明這個事實，生活在寒冷地區的人總比在氣候溫暖的國家中生活的人所需要的食物要多得多，看來這是無可置疑的。甚至在英國與意大利南部之間在這方面的差別看來也是很大的。我毫不懷疑，蘇塞克斯的鄉下佬和倫敦運貨馬車的車夫所消費的食物量，在儉樸的、慣于靠一點冷凍食品和通心面來生活的那不勒斯人看來一定是非常大的。難怪羅斯船長告訴我們，慣常在每天毫不困難地吃二十磅魚、海豹或鮭肉的愛斯基摩人，正如他所看到的一樣，既不比用一餐簡單的大麥飯來滿足這一本能上需要的、精神飽滿的阿拉伯人更為健壯，也不比后者更為活躍。 [111] 據說，甚至加拿大的船工每天也要吃8磅或10磅肉。德國的北方人早就以他們所能狼吞虎咽的食物數量而馳名于世，而且我敢說，他們沒有一個人習慣于更節儉一些的生活，只要親眼一見這種人的一頓正餐，無不為人胃的驚人容量而大開眼界的。如果我們現在來看一看印度和其他熱帶地區，那么其差別之懸殊該是多么令人驚奇呀！
根據以上和許多其他相同的事實來看，我們便可非常清楚地確定，與氣候溫和地區的居民相比，氣候寒冷國家的土著居民消費的食物更多，從而也可能需要更多的食品。除此之外，他們還有許多另一種迫切的需要，例如燃料、衣服和溫暖的住宅方面的需要，但如果前者也感到有這方面的需要，那也只是很少的。在溫暖的氣候中生活的人常常在露天活動，對他們來說，住宅和住宅的設備并不那么重要，而對一年中大部分時間呼吸著寒冷而潮濕的空氣的人來說，它們是最為重要的了。在英國的天空底下，要完全進入古羅馬詩人所認為的那種真正幸福的境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柔軟草地上逍遙，
在流水之邊，在大樹的綠蔭底下行樂養息身體，
而所費不多?！?[112]
其次，雖然社會的看法不能改變事物的性質，也不能賦予對生存并非完全必需的東西以絕對的必要性，但由于什么是必需的這樣一種信念給人們的影響還是像現實一樣大，因此在目前這種場合，它們之間就沒有多少差別了。如果勞動者認為某些舒適品是不可缺少的，他們就會下決心去取得它們，一般說來，如果決心十足，他們就肯定會成功。但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必須毫不遲疑地去承受犧牲，因為犧牲是他們勝利的必要條件。在這種情況下，道德上的約束是一定要付出的代價。如果他們認為目前的工資收入還沒有達到他們舒適生活所必要的水平，他們必然克制自己，不去結婚。這樣，勞動人口暫時會下降，直到工資率因而上升到足以使他們能夠支配那些他們認為不可缺少的物品時為止。
由此可見，無論是從實際需要還是從主觀的看法來說，為了防止勞動量的減少和國民財富的發展受到它主要源泉之一的阻礙，一定的工資率是必要的。但是，就像在多數問題上的看法容易發生變化一樣，在不同的國家里，人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有很大差別。在某些國家，如果人民群眾尚未占有高級生活消費品中很大的一個份額，那么他們是不會滿足的；而在另一些國家，如愛爾蘭，如果僅僅有一小塊可維持家庭生活的馬鈴薯地和一間可以容納幸福的小兩口子的土屋，就可毫不遲疑地舉行婚禮了。
所以我們應該滿意地說：雖然世界各地工資的標準遠不是相同的，但每個國家都有一個標準，工資不能降低到這一標準之下，否則就會引起人數的減少，生產中使用的勞動量也將隨著減少。
在分析了“收入”之后，現在我們發現，在收入的各個組成部分中，一定的毛利潤率和一定的工資率對維持國民財富使它不致減少是必要的，而地租和凈利潤對這一目的來說則不是必要的。由此可見，根據上面所給定義，只有前兩種收入才構成“必要”收入。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可以把這一目的所要求的比率（正如我們所知，它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國家有很大差別）稱為“必要”利潤和“必要”工資， [113] 如果我們清楚地懂得它們并不一定總是能實現的，因為就工資來說，我們已經在前面駁斥了這方面的錯誤見解。 [114] 但是直截了當地說，如果它們不能實現，那么社會財富不能不下降。如果我們現在從總收入中減去必要收入的數量，其剩余部分便構成了社會的“凈”收入。所以，社會的凈收入包括土地的全部地租和資本的全部凈利，還可能包括一部分企業利潤和勞動工資。因為如果企業利潤本身超過了我所說的必要利潤，也就是說，如果按目前的利潤率它超過了足以確保在生產中使用的資本不致減少，那么該剩余部分將構成一部分凈收入。同樣，如果勞動者所領取的工資超過了維持其現存的人數和人力，其超過部分也應歸入同一個類別。
因此，這些便是社會凈收入的組成部分。無論它們存在于什么地方，它們總是包括全部地租和資本的全部凈利，也可能包括一部分企業利潤和一部分勞動工資。
然而，為了闡明不同階級占有的全部凈收入的總額，在這里有必要注意到一種可能有的情況：就這些階級分別而論，確實屬于該項收入的總額仍然不一定給整個國民凈收入提供精確的估計。因此，如果我們假設一個國家勞動者的報酬是如此之低，以致不僅剝奪了他們在社會凈收入中的全部份額，而且甚至于使他們不能充分維持他們自己和他們后代的生活。為了對該國的實際凈收入有一個正確的估計，就必須從社會地位更高的那些階級所占有的收入量中扣除至少等于勞動者必要工資量中的不足部分。如果把這一部分減去之后，前者仍留下某種凈收入，那么從全國來看，僅僅這一余額應該包括在凈收入項下。因為，如果地主、資本家和雇主非生產性地花費掉也許完全被看成是他們的全部“凈”收入，那么，毫無疑問，社會財富就會減少。但是這一用語所具有的基本意思則是，這一部分年收入如果被生產性地使用，則一定會增加國民財富；如果不是這樣，至少也不會減少國民財富。由此看來，很明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不同階級的全部凈收入不能準確地代表該國的凈收入。
上述例子證明，不同階級的凈收入總額不一定是該社會的凈收入總額的真正尺度。但是，還有另一些原因，它們有時使個人的凈收入成為國民凈收入的一個極其不合理的尺度。交換一產生，對個人甚至對階級來說，商品的價值完全變得像商品的數量一樣重要。任何商品價格的突然下跌，可能成為許多人破產的根源，而它卻增加了別人的財產。如果價格暴跌，我們所說的這種商品的購買者也許會發現，他們自己的凈收入的增加是以犧牲生產者的必要收入，甚至有可能是以犧牲他們的資本為代價的。 [115] 如果一批人的收入特別高只是因為另一批人的收入非常低，或者簡直一無所有，那么在這樣的情況下，個人的凈收入便提供了對社會凈收入的一種不恰當的估計。因此，為了確定確切的社會凈收入，我們必須從前者的收入中減去至少相當于應留給后者的必要收入所要求的數額。同樣，任何商品價格的猛漲，如果它與生產成本的增加無關，那么一批人凈收入的增加是以犧牲他人的收入為代價的，雖然一般說來，由于這些人可以適當地減少對有關商品的消費，所以這種情況對任何人的財產來說，不像發生相反情況——價格突然暴跌時具有那么大的破壞性。因此，許多人的必要收入因此而受到損失的話，那也不至于經常受到重大的侵占。
一切壟斷的傾向則完全與此相同。它們的作用在于持久地把某種消費品的價格提高到超過自由競爭足可保證其不斷供給的那種價格，從而把社會上其余人相應的一部分收入轉移到少數受惠者的錢柜中去。雖然起碼可以說，壟斷決不能增加一國的財富，因為壟斷給一個人的東西是從另一個人那里拿來的，但如果壟斷實際上沒有侵占任何一個階級的必要收入，那么由此得來的利潤還是應當被認為是社會凈收入的一部分。如果取消一切限制，那么，從整體來看，這部分凈收入當然還是完全一樣大的，而且很可能更要大得多，但這不是目前所要討論的問題。我們僅僅想知道，假定存在著壟斷的話，那么它們所獲得的超額利潤是否可歸入該國的一部分凈收入。我們知道，這要取決于它們侵占該社會中其余人收入的程度。如果它們控制很嚴以致嚴重地侵占了其他階級的必要收入，為此就必須把這一侵占部分從它們超額利潤中扣除出來，否則全部超額利潤將屬于國民凈收入。
由此可見，凈收入僅僅是年總產量中國民財富所能增長的部分，正如我們所知，因為所有余下的部分僅能維持國民財富達到它目前的數量所必需的。由于同樣的理由，它是唯一可以聽其所有者隨意花費，而不致減少普遍繁榮的那部分年收入。我們已經闡明了凈收入與總收入之間的區別，并且揭示了它的各個組成部分，關于這一問題沒有什么需要再說的了。
可是在結束本章之前，注意到由上面提出的那些原理所產生的某些影響也許是適當的。
首先，很明顯，根據凈收入的定義來看，這種凈收入是政府可以從中隨意抽取行政管理所需的稅收，而不致侵占現有國民財富的源泉的唯一基金。如果這些稅負侵吞了社會的凈收入，毫無疑問必將嚴重地阻礙財富的進一步增長，但如果它們不超出這一限度，就不會因此引起絕對的衰退。然而，當這種基金已不再能滿足國家日益增加的迫切需要時，勢必侵占必要收入和資本，從而嚴重地危及社會的繁榮。
由此可以推斷，對財政部說來，唯有社會的凈收入才具有重大意義。因為一個國家之所以為其鄰國所畏懼并在世界政治舞臺享有顯赫的地位，是完全與其政府所能支配的收入成正比的，至少可以說財富就是力量。所以我們必須肯定：對外關系中的尊嚴地位完全取決于整個社會所擁有的凈收入數量。在其他國家的心目中，一國的重要程度并不取決于它的總產量，而是取決于它的凈產量，而凈產量不過是凈收入的不同說法罷了。 [116]
因此非?？赡馨l生這樣的情況，有兩個國家，一國在幅員、人口及總產量方面都超過另一國，然而在政治力量和重要性方面則不如對方。如果后者的凈產量大于前者，情況就會是這樣。那么，比較小的總產量怎么會提供更大的凈收入呢？這將由兩國各自利用各種生產資源的智慧與技術來決定。其中一國取消了一切壟斷和限制，積累在個人手中的大量資本使他們能夠采用很細的勞動分工、購置最昂貴的機器以及用其他各種方法，大大促進了農業、工業和運輸業中的生產；由于免除了過境稅，與此同時，建成了極好的公路、許多運河和鐵路使該國各地之間的商業往來變得非常便利和經濟，由于該國政府的明智，各邦都宣布了自由貿易，所有這一切措施使財富的源泉更富有成效，從而增加了凈收入，結果它在總產量中所占的比例，與處于相反條件下的國家相比必定高得多。如果后者的領土和人口在數量上都要大很多，盡管它的總產量也可能更大些，但是前者不僅凈收入與總收入之比而且甚至凈收入的絕對量都可能更要大得多。因為，如果生產勞動處在許多不利條件之下，那么社會凈收入確實可以縮減到非常小。
為了證明這一論點，我也許要提及我們在研究地租原理時所提出的論點。在那里，我們看到：沒有一種農業制度像每個人經營他自己的小地產，特別是像用鐵鍬和釘耙來代替犁耙的很小的土地所有者的耕作制度那樣，對增加土地的總產量更為適合的了。我們知道，其原因就在于其他耕作制度都不能在土地上花費那樣多的勞動量?？墒?，由于這種勞動僅借助于極簡陋的工具，談不到使用一切昂貴的農業機械，其結果必然是，與花費的勞動相比，其收入畢竟只能是極少的。因此用這種方式耕作的國家，盡管它的領土也許很遼闊，人口也很多，但它的凈收入一定是小的。那么，根據上述原理來看，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一定比這些條件似乎可以保證的要小。
由此看來，政權的穩固和抵御外敵入侵時一定程度的安全均屬于凈收入大的可喜結果。這還不是全部。由于它是一切儲蓄得以形成和新資本得以積累的唯一資金來源，因此它的數量愈大，這種儲蓄的能力就愈大，國民財富的增加也就愈快，所以一個擁有足夠凈產量的國家也不可能長期沒有用種種方法取得的大的總產量。我之所以說用種種方法取得者，是因為那些有利于社會凈收入的變化可能常常不僅暫時而且甚至持久地降低某些生產部門的產量。
這樣看來，擁有大量資本的農場主所采用的最先進的耕作制度，不可能從土地上生產出像每個人耕種他自己一小塊土地的小所有者所能獲得的數量一樣多?？墒菑那耙环N經營方式中取得的大量凈收入有利于資本的增加并必將導致制造業和商業的增長，從而完全可能最終生產出比另一種耕作制度在相同時間內所能獲得的總產量更多的總產量。確實，這一產量中的產品品種至少在最初將是各式各樣的，它將包括更多制造的財富和較少農業的財富。但由于前者的大部分將運往國外交換谷物、原材料等等，因此到商業完成它的工作時，也就是當生產全部完成時，該國的兩種財富之間所存在的差別比最初設想的要小。
因此，凡是有利于增加凈收入的一切因素，歸根到底也必然會導致農業和制造業總產量的增加，盡管大部分農產品也許不是本國生產的。
可是，企圖否認某些階級，例如雇主—資本家和大地主，為了增加凈收入而不惜犧牲一切的傾向所帶來的極為嚴重的惡果，是枉費心機的。為了提高地租或利潤而采取的一切改變，例如流動資本之轉化為固定資本，至少在一段時期內無不降低年產量和減少整個社會使用的勞動量，從而損害了工人階級。農業中發生的這種變化則具有使一部分現存的農業人口過剩的特有趨勢，從而使他們的人數由于貧困而變得稀少。在某些情況下這種現象是長期的，在另一些場合則可能是永久的。所以許許多多人被迫遷居城市并一心想在其他生產部門中找個職業。如果在不同的制度下，那么他們在農村中本來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姑且不說他們與完全改變職業相聯系的痛苦，我們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確信，以犧牲農業人口為代價而使工業人口增加到超出了一定的限度，決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道德上的、政治上的以及經濟上的種種弊端，看來是同工業人口的過分增加分不開的。
除了所有這一切之外，農業制度的某些改變，在它們確實大大減少土地總產量的同時，甚至并不一定增加上地凈收入的總額。把谷物地變為牧草地就是這種改變之一。因為通過這樣一種改變提高了地租，而從土地上取得的全部凈收入卻并不一定因此而增加。這是由于，如果增加了前一種收入，那么現在能夠用來投放在農業上的資本就要比以前少，實現的利潤量也必將減少。因此，地租和利潤一起組成的總量不僅不比過去多，甚至可能比過去少。有人一定要說：像這樣從農業中游離出來的資本，總會找到另外的投資場所。我并不想否定這一點。但我們還得承認，這種資本至少喪失了一種有利的使用場所，而且從整體來看可能也是對人民的幸福最為有利的使用場所。此外，還有一部分資本是與土壤那樣地混合在一起，以致無法把它同土地分開；而其余的資本則在從一個生產部門轉移到另一生產部門的過程中所經歷的那種形態上的變化，使它在價值上很可能蒙受相當大的損失?？墒?，如果這種資本屬于農場主而不屬于地主，那么在租期屆滿時，采用新制度可能對后者是有利的。在這種情況下，無論造成什么樣的損失，都不可能使地主受到影響?？傊?，如果現在可以用比以前更少的資本來經營農業，那么不僅農業勞動者階級，而且還有農業資本家都因這種改變而受到損失。相同的資金早先只能滿足一塊中等大小土地的各種需要，而現在必將可用來裝備一個土地面積大得多的農場。因此，農場的數目必將減少，而現有的一部分承租人也將完全失去職業。 [117]
因此，谷物地之變為干草地或者牧草地，必將具有犧牲農村人口而使城市人口激增的特有趨勢。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不僅農業勞動者而且資本連同它的所有者必將被迫從農村流入城市。這種后果也必將是持久的。
有一切理由可以認為上述的變化在整個大不列顛將日甚一日地繼續發展下去。從國外運進糧食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從國外運進干草、鮮肉和鮮奶，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當困難和昂貴的。因此，隨著社會的發展，牧草地必然逐步代替谷物地。在地租一章中，我們已經知道，在大不列顛，如此普遍的大地產所有制非常有利于這種改變，從而促進了土地上使用的人數的減少和城市人口的增加。
工業人口消費的肉食品大大超過農業人口的消費量。他們很容易順從的這種變化，非但不能使他們像人們所希望的那樣節儉起來，卻反而促使他們浪費和奢侈。在工資收入有保證的時候，由于他們不知道這種收入能維持多久，儲蓄似乎不太值得，他們決心至少在眼前要享受一下。此外，非常艱苦的勞動和勞動中令人厭倦的單調乏味，就使得作一些補充和調劑更為必要。人的生活不能沒有一點歡樂，日常的生活條件越是艱辛勞累，他就越是時時感到需要有某種破例的興奮。緊張的勞動和無所作為導致相同的結果?？v欲一方面可消除厭倦；另一方面可暫時恢復耗盡的體力，減輕生活上的勞累和單調乏味。 [118]
因此，在工業城市中，工人酗酒的討厭景象時有所見。只要他們的工資許可，他們常?？v情享受昂貴的飲食。由于這些奢侈生活習慣的盛行，在城市中勞動人民所消費的肉類遠比農村為多。此外，農村中的勞動者不能正好在他們需要的時候，那么容易地得到他們想要得到的少量肉類。如果農民自己是土地所有者或者是小佃農，毫無疑問，他們總是盡可能靠他們小農場上的產品來維持生活，而這種產品由于前面已提到的那些原因，主要是植物類產品。
因而，工業人口的增長確實造成了對鮮肉的更大的需求，從而更有利于把谷物地變成牧草地，更不必說制造業主迅速增長的財產以及由此出現的中產階級人數和財富的增加，使各種農產品，尤其是使干草和鮮肉的消費量都有了極大的增加。如前所述，干草和鮮肉的價格往往比糧價上漲得快得多，從而大大促進了相同的改變。
根據這一切，我們可以推斷出什么樣的實際結論呢？概括地說，就是下面這些：像大不列顛這樣一個國家，有利于工業人口而不利于農業人口增長的趨勢是那樣地強烈，因此立法機關的政策就不應該再進一步促進這種趨勢。毫無疑問，要是沒有地產的極端集中，它們兩者之間的不平衡狀態一定比目前要小得多?，F在人們從工業人口過度增長中所感受到的無論經濟上的還是政治上的弊病都是非常嚴重的。工業人口愈多，為國外市場制造商品所雇用的人數在這一階級中所占的比例就愈大，從而他們的生活來源必須部分地依靠這些商品在國外的銷路，部分地依靠從遙遠的海外不斷進口食物來解決。我們姑且對進口食物一事不如評述，只要指出，即使我們同意這樣的假設，即如果有支付進口食物的收入來源就不可能有供給缺乏的危險，但是這些收入來源還是易于為各種意外事件所中斷。戰爭、關稅壁壘、尤其是工業國的競爭以及現在進口這些商品的地區制造業的發展，所有這一切都促使國外市場比國內市場具有更為不穩定的趨向。而時尚的變化則非常容易引起對制造品需求的波動，甚至在本國國內也是如此。把上述那些不穩定的原因與時尚的變化加在一起來考慮，我們對那些主要為別國生產的工業部門所面臨的極大的不穩定，就會有某種足夠的估計了。
馬爾薩斯先生曾說過，不能認為卡羅來納生產的棉花運往利物浦，再以它的成品向美國出口是一種自然而持久的狀態，因為美國為自己制造的時期一定會到來。同樣的看法也可適用于其他國家。非常明顯，除非大不列顛有某些特別有利的自然條件，否則就不可能有任何理由去設想它將永遠以比有關國家生產的商品更為低廉的價格，把制造品供給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更沒有資格去設想沒有其他人能夠和它競爭，并以同樣低廉的價格供給鄰近的或者相隔很遠的國家。如上所述，除非大不列顛在制造業發展方面擁有某些無可匹敵的、天然的有利條件，那么這種說法至少是正確的。大量廉價的煤也許是它在世界各國唯一著稱的自然資源。至于卓越的勞動分工和機器的巨大改進，雖然它們如此有助于降低商品的價格，但所有這一切都可能為外國所采用。的確，自上次戰爭結束以來，法國和其他歐洲大陸國家所作出的迅速進展足可證明這一論點是正確的。特別是法國，20年來所有棉織品的價格均已大大下降。此外，歐洲大陸尚待發現的煤礦也是可以弄清楚的。有充分理由可以確信，在許多至今尚未開發的地區都有煤，而只需利用資本把它開采出來就是了。在比利時和法國的南部，甚至現在就已獲得了大量的煤。在北美，煤已得到了利用，并且據說蘊藏豐富。許多地區也可充分利用水力并已取得顯著的經濟效益，魯昂的大部分制造廠就是使用這種動力的。
以事物的永久性為基礎，而與戰爭和保護關稅立法等難于避免的不測事件相聯系的這些情況，足以證明建立在專為國外生產的龐大制造業基礎之上的那種社會繁榮是很不穩定的。當挫折確實像它們一定會出現的那樣來臨的時候，由此引起的苦難將是難以估計的。成千上萬的人，也許千百萬人幾乎都有可能被解雇，被剝奪生存的權利，或聽憑他們依靠同胞的賑濟過著朝不慮夕的生活。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人類不幸的頂點。從政治觀點來看，這種災難也并不稍小。在不大的區域內聚集著大量人口，從而為狡詐的家伙迫使他們無休止地勞動準備了條件，他們也最易于為變化無常的命運所擺布。無休止的沉重勞動使他們永遠不能受到認真的教育，這種狀況，對任何一個政府，特別是對民眾政府來說，只能是一個持久性的危險根源。在這樣一種社會狀態下，共和政體的形式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只有強大的常備軍，才能保證社會的安寧。擁有一切能支持政府的手段——強大的君主制度、貴族和軍隊，基礎穩固而強大的英國已經不止一次地在獲悉工業區暴動的消息時嚇得發抖。那么在同樣的緊要關頭較為軟弱的統治必將變成個什么樣子呢？兩年來，我們難道沒有見到僅僅法國的一個城市，即一個織工的城市，幾乎成了政府的敵手而且能將對抗延續到超過一星期之久嗎？這個政府不也是由基督教世界中最大的軍隊之一防衛著的嗎？對此類事件的恐懼必定促使上層和中層階級為了維持社會秩序而放棄某些防止專制勢力的措施，在我們自己的國家里就已經發生了這方面的一些實例。
這些話都指出了由于工業人口畸形發展所引起的一些弊病。我根據這種情況以及前面談到過的情況得出的推斷是：像大不列顛這樣的國家，部分地由于地產的過分集中，部分地由于社會的自發發展，與農業人口相比，工業人口的增加有著這樣強烈的趨勢，正如我們所知，甚至這種增加是以減少農業人口為代價的，因此無論如何不去鼓勵這一不可避免的趨勢就成了政府的職責。
確實，如果為了抑制這種進程，現在倡議制訂一個限制糧食或其他植物類食品進口的制度，那么我必定很難同意這樣一種措施。但是，在這些規章制度已存在了相當長時間，以致許多人的狀況已有賴于它們的繼續存在的時候，那么這種情況就又當別論了。取消這種限制一定會使一部分農業人口失業并擴充工業城市中的人數。假如被取消的限制確實重要，至少一定會產生這種后果，要避免這一進退維谷的困境是不可能的。如果廢除谷物法不能大大降低面包的價格（像某些人要我們相信的那樣），十分明顯，這些法規至少就是無害的。如果這種后果不是因廢除了這些法規所引起的，那么是否準許它們繼續被塞在法律全書里，對國家來說則是無關緊要的。全部好事僅限于掃除了一個無用的法律，如此而已。只為了這么一點微不足道的利益似乎不值得如此大吵大嚷。那么，廢除谷物法的狂熱鼓吹者大概一貫認為這件事將使面包的價格發生很大差別，如此等等，但是如果不拋棄以前種植谷物的大片薄地，從而也決不會使這些土地上耕種的人口過剩，這種情況就不可能發生。所以如果我們也像很多人一樣，認為谷物法僅僅對地主有利，而只有他們才對它的保留感到興趣，那么這種看法是非常錯誤的。谷物法的廢除給勞動者帶來的影響比其他任何一個階級都要大，因為他們最不能忍受收入的任何減少。無疑，對這個問題的一般回答總歸是：他可以到隨便什么地方去找工作嘛。但他們要到哪里去呢？由于剛才所示的理由，在農業方面，他們不可能有什么機會找到工作的，所以他們得跑到大城市去，而且要盡力使那些原先掌犁的手去適應操作織機或珍尼紡紗機。這些過剩勞動力在此期間所遭受的苦難程度是無需詳述的。最后，農業人口與工業人口之間的這種不平衡必定還要進一步擴大，這絕不是人們所希望看到的后果。這還不是全部。我現在正在考察的這種變化，必然非常嚴重地壓迫著那些已把資本用于改良不付租金的劣等地上的租佃者和小土地所有者。由于這些土地被認為從來沒有提供過別種收入，所以糧價的大幅度下跌而不致嚴重地侵占這種資本的利潤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沒有嚴重地侵占上述資本的利潤，那么糧食價格就不可能發生相當大的下跌。同時，由于已與土地混合成一體的資本不可能從土地中抽出來，因而租佃者或小土地所有者無法逃避他們的損失。他們如果不愿完全放棄這種資本，那么，盡管處在明顯的不利地位，他們還得用新的投資來繼續耕種這種土地。
但是，如果我們不再堅持這一論點，我們就假定由于該小農場主發現靠經營農業已無法維持生活，因而他就急于取得而且也能夠得到他的資本，并把它轉移到別的部門去?，F在，姑且不去詳細論述由于構成這種資本的所有物品的價格下跌可能蒙受的損失。谷物便是這種資本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而價格的下跌部分是由同他處境相似的人銷售額的增加，部分是由廢除一切進口限制所引起的。他的情況究竟會怎樣呢？無疑，他也要成為制造業者。這種轉變即使可能的話，對一個在藍天下長大的、自動只習慣于務農的人來說，也是一種痛苦的變化。他成功的機會也必然是大可懷疑的。至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他的境況是不可能非常令人羨慕的。他大概有點像詩人沃茲沃思筆下的農失蒂斯伯里·瓦爾，當他來到倫敦時，還是按照他從小就養成的老習慣，主要忙著觀看街道上空飄過的浮云，而他最愛去的地方則是“鐵匠鋪”和“草料市場”。
耕種自己地產的小土地所有者一定在更大程度上感受到與租佃者同樣的災難，因為不僅他們的利潤而且他們的地租都要因此而減少。雖然在英國，這一階級的人數也許并不很多，但是在作一般性的論證時，就應該把他們考慮在內。谷物價格的下跌或遲或早終將引起貨幣工資的下降，但是許多小土地所有者即使可以從中獲得利益的話，那也不可能是很多的，因為他們除了自己家庭成員的勞動之外，如果還曾雇用過勞動的話，那也只是很少的。
在這里寫一篇關于谷物法的論文，當然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想說明，完全廢除一個國家早已習慣的谷物進口的各種限制所引起的弊病，一定會超過這樣一種措施的鼓吹者看來一般都會承認的限度。這種做法，不只是影響富有的地主，而且將非常嚴重地損害農業勞動者、租佃者和小土地所有者這樣一些重要階級的利益。我們也已看到，要是投入土地的資本不被大量毀棄，也未招致從一種行業轉變為另一種行業的過程中更加無法避免的損失，那么上述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傊?，所有這些不利因素大大減少了從取消谷物貿易限制中預期能夠獲得的利益。雖然過了若干時間之后，人們也許已不再感受到這種損失，國民財富也可能增長到超過在貿易限制制度下所能達到的數額，但是，在我看來，這種好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應當被視為足以促使立法機關去造成近在眼前的這樣大的一場災難，還是大可懷疑的。特別是在考慮到上述利益必須以犧牲農業人口而使工業人口進一步增加為代價來換取的時候，立法機關是否會采納這種做法尤其值得懷疑。因為根據我們的推斷，工業人口已經如此之多，以致它不僅成為個人受苦的一個經常性的根源，而且成了一個危及“國家”的原因。
如果能擬訂出這樣一種方案，它在保持目前谷物的平均價格的同時，將不致給國家帶來在這種生活必需品的價值普遍大大超過其他國家的情況下往往要發生的那些帶有破壞性的不穩定因素，那么繼續維持這樣一種制度也許是有利的。毫無疑問，這可能要給予輸出品以相當于進口稅的補助金，以便萬一谷物發生過剩時農場主可利用出口谷物來免除損失。然而，這樣做就得拿出相當大的一部分稅款，國家也許不會很愿意這樣做。作為這種辦法的替代，英國目前的谷物法看來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自從它頒布以來，糧食價格總的說來是穩定的，大體上比前些年低。
如果對谷物進口的任何限制現在才第一次被提出的話，那么使我去反對它們的同樣一些理由，也會促使我去竭力抵制業已存在的谷物關稅的任何增加，看來，這是無需多說的。這里，一般原理又成為適用的了。如果說我們走回頭路是一種不大明智的方針，那么我們至少也不能在同一條道路上前進得更遠。這樣一種企圖，除了與政治經濟學的一切正確觀念相對立之外，還不能不激起社會各個階級之間的互相對立，并把社會沖突的火種撒遍全國。